《中 国与世界观察》（China and world affairs）是由CCWE主办的，以专题为主的双月刊杂志。杂志的作者均是关注中国发展的国内外官产学精英。本着全球视野，服务决策的 原则，杂志专注于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府全力关注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从而为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专业建言，致力于成为中国 的World Affairs。
杂志的第七期的主要内容：
 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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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集：未来5~10年中国 经济重大问题
中 国经济在未来10年内将面临三大挑战：农 村人口如何融入城市；中国经济如何融入全球；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建成。应对这三大挑战的措施是：多数农村人口的致富路径在于 不再做农民，即变成城市人口；经济全球化给中国这样的大国带来的好处超出人们的预期，中国经济应更进一步开放；要继续推进市场导向的 改革，把市场经济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以上若能成功，10年后的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也将仅次于美国。 中 国经济已经出现、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 继续存在五大结构性问题：一是城乡差距扩大；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三是投资过热、消费不足；四是投资向少数几个产业集中的“潮涌现象” ；五是资本账户、经常账户的“双盈余”。如何缓解或根除这些问题？从政策视角可以考虑：产业升级中不放弃政府的政策指导；扶持面向中 小企业和农户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成长，并促使利率放开；将资源税费提升到合理水平。
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但依然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先大未富的中国，能否克服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发展难题？这并非不可能，但需要中国：调整已难以为继的倚重外国投资 、外国技术和外部市场的发展战略，转向以城市化为重心的内需推动；创设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快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夯实社会基础，而不是 延续传统的对再分配政策的依赖；限制行政权力以及以权力为基础的经济垄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未 来10年，中国经济存在着即使可能缓解但 很难根除的五大问题：一是收入分配问题，影响着改革成果共享、社会和谐和市场经济能否真正地成为新的经济模式；二是城乡统筹问题，涉 及到城市化、农民工成本和国际经济竞争力；三是管理体制问题，关系到对政府与市场界限的划清和部门利益的协调；四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 展问题，波及增长质量、环保和教育、卫生众多领域；五是内外经济互动问题，包括推进政策开放和复杂的双边、多边政经关系协调。 已 经从贫困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 将面临更高层次和更困难的问题和风险。进入中等国家的东南亚各国折翅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醒中国，绝不能低估中等国家存在的五大陷阱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贫民窟，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危机，产业升级-太慢，福利社会-过早过快。如何跳出陷阱：转变政府职能，追求 共享式增长?lt;/p>
中 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但经济 发展模式存在结构性缺陷：类似东南亚模式--过度依赖外资和房地产发展--使得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建立不起自主产业链和自主创新能力，造 成竞争力、就业和消费的不足。中国应转向东亚模式(日本模式)，形成重化、机电制造业竞争优势。这需要创新政策：鼓励金融资本和产业资 本结合，形成产业升级的新模式；将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转向让中部重复沿海的发展过程，同时，促进东部产业升 级；经济社会协调的重点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扶持中小企业。 全 体中国人要过富裕的生活，这是支撑中国 近30年经济高增长的原动力。今天，先富起来的只是少数，10亿计的人将继续追逐冒险、致富的欲望，这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不会出大 问题并持续高增长的基础。当然，仅有原动力，而不去营造好的体制、好的国际环境，持续高增长的可能并不会转化为现实。要将可能转化为 成功，能否将经济利益原则而非行政原则贯彻到生活中的每个部分，至关重要。 即 使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管制。问题在于 管什么，怎么管？中国的现实是：一方面放松政府管制、发育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政府市场管制的建构又走偏了，政府单 方面地收权、扩权和设租、寻租，导致了政府主导型经济或政府市场经济。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政府过分强大；二是由于社会国家化状况没 有改变，民间力量过小。如果不改变部门立法和权大于法，不放开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发展社会监督和社会制衡，仅由政府单方面地建立 市场管制，则前景将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 21 世纪初的中国，面对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国际环境和趋势，政府的经济政策暴露出若干不恰当处：一，延续传统政策，尤其是保护耕地政策，迟滞了城市化，拉大了城乡差距 ，而该政策之本的粮食安全恰恰是错误的，因为，世界粮食过剩；二，政治大量介入市场，强调进口资源的不安全性，认识不到在全球经济一 体化中不进口资源中国经济根本没法活这一本质；三，政府想从市场捞好处，过多干预要素市场，损害了市场公平与效率。 改 革需要两条腿：政治、经济。自20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只是经济一条腿在走。当这条腿与WTO挂钩后，越走越快，越走越远。同时期，作为国家支撑体系的党政体系，趋于 谋利化和腐败化。经前政后，改革的两条腿呈大劈叉状的重度失衡。在信息全球化面前，滞后的公共服务体系面临一波高于一波的社会舆论压 力；在金融全球化中，吃惯官饭的金融业承受着国际资本合围之痛。今日中国，条条块块的政府体系成了发展的最大障碍。未来中国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政体系能否建立起做好事的激励机制。 近 30年，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一种基于表现 的合法性，即通过不断地给民众提供经济增长来获得合法性。由于它存在着三个问题--单一的经济导向；政府权力的膨胀和随意；权力和资本 的结合—使得民生受损、社会断裂，并使政府合法性有丧失的可能。要建设和谐社会，政府的合法性应从基于“表现”转向基于“程序”：实 现党政分家，党可作为人代会的主导力量制定法律，监督政府运作。 过 度竞争，对资源和生态的毁灭，不仅是中 国的问题，也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和谐文化，当代中国政府推崇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勾勒出未来既有价值又具可 行的趋势--不是更多地竞争，而是更多地协调和整合。正由于信息化做到了往日难以做到的事，正由于中国是世界发展、壮大最快的市场，信 息技术与市场规模的结合有可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全 球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对 各国温室气体排放形成硬约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即将达到世界第一，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减排的压力很大。在经济 全球化中，气候变化，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本质是发展权。中国承担二氧化碳减排是早晚的事，这会对中国的发 展产生怎样的制约，如何才能化解，亟须中国未雨绸缪。 货 币流动性过剩，全球资产价格高涨，是经 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现象。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危机都以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为特征。当前的中国经济类似80年代中期以后的日本，资本市 场迅速膨胀，金融繁荣的表象之下是资产泡沫累积。泡沫破灭的日本，承受了“失去十年”之痛；仍处于发展途上的中国，付不起如此沉重的 代价。做大中国资本市场很重要，但扩大直接融资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要结合中国国情稳妥渐进，若一味加速，极可能得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大 倒退。 崛 起的中国，正处在从产品中国到金融-资本 中国的转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军事战争，而是金融战：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资本在利益驱使下以“闪 电战”劫掠中国民众的财富。20年前，日本在金融战中败于美国，赶超美国之梦破灭；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中亚洲崛起之梦凋零。2007年6月 初，中国的小型股灾昭示：不懂现代金融的中国将不配崛起，中国的官民亟须补上现代金融战这一课。 发 达国家，经济增长由供给(特别是先进技术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需求(特别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拉动，重要特征为产品技术含量低、收入提升缓慢，结果是产业结构升级迟滞、中 产社会难以形成，从而伤害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得不转型，但其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力资本 的提高，包括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大幅增加。 国际问题研究
中 美关系正处于“不对称竞争”中：中国压 倒性地依靠和平的软权势――经济力、外交力—而崛起；美国压倒性地侧重军事能力和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对华防范战略。竞争之下，中国 逐渐取得了相对领先趋势，尽管其存有逆转的可能；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些无可奈何的接受或迁就。目前，中美关系总体良好；中长 期，中美“结构性矛盾”、尤其是经济矛盾将更为深刻。展望未来，“国际责任”而非“和平崛起”，将是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 在 美国独霸世界15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发 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来说，与美国的紧密关系由“得大于失”开始向“失大于得”逆转：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让美国满 意，让中国“内虚”；市场迷信、选举迷信，中国在经济繁荣下其主流价值观随美国意识形态起舞，使得社会脆弱；安全环境上，拥有丰富冷 战经验的美国对中国实施直接的军事围堵，成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主要对手。对此，中国应适时调整国际战略，适当拉开与美国的紧密距离 ，拉近中俄关系，通过新时代的弱国合纵，平衡美国的霸权。 以 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提出 科学发展观：对内，实行“和谐社会”政策；对外，致力“和谐世界”，推行协调外交，把与美、俄、欧盟等大国的协调放在“重要”位置， 把与东南亚和中亚周边地区的协调作为“首要”任务。“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成了中国协调外交的最大难关。安倍访华、温家宝访日，意 味着中日关系有可能超越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睦邻友好”阶段、“伙伴关系”阶段，进入“战略互惠关系”阶段，但能否实现，尚存九 大变数。 在 朝鲜、达尔富尔、也许还有缅甸问题上， 中国出现了与美国合作的可喜的、值得注意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吗？在中美共同关注的其他问题上也存在着更多合作的可能 吗？1971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基于中美对苏联的共同担心开启新时代的双边关系时，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今天，中美正面临着与以往不同但 同样迫在眉睫的议题，双方在能源、气候变化、艾滋病、非洲和贫穷等领域存在着由共同利益带来的合作机会。 社会问题研究
中 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国 企改革是重心之一。在国企改革中，劳动关系与工资制度的市场化以及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改革，造成传统产业工人在早先计划时代的特殊身份 与权利被削弱甚至取消，原有的以单位和身份认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群体在新生的劳动力市场中被分解，传统产业工人的主体转型为中国城 市的底层阶级，但这种阶级特征只是体制转型期的特殊现象，并不具有代际传承性。 |
